据说上海博物馆是一座极具现代化的博物馆，先进的消防设施，先进的自动化文物图书与楼房的自动化管理。那么，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又有哪些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城市文化一起来了解下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之王羲之《上虞贴》。
王羲之《上虞帖》
王羲之《上虞帖》，又名《夜来腹痛帖》，草书，麻纸墨迹，纵23.5厘米，横26厘米，7行58字，收刻于《淳化阁帖》《澄清堂帖》《大观帖》等，著录于《宣和书谱》《东图玄览》《墨缘汇观》等，为《宣和书谱》所载《得书》三帖之一。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
《上虞帖》是书圣因患病未能会见朋友一面而写的信札，随意洒脱，自然快意，不拘小节，线条厚重，变化丰富，疾速分明，开合自如，气韵遒劲，张力四溢。上海市博物馆所藏本，左右两上角皆钤有南唐墨印“集贤院御书印”半印、“内合同印”朱印，宋徽宗的泥金书签题“晋王羲之上虞帖”，“政和”、“宣和”以及双龙朱文圆印，而一方“政和”朱印正押在左上角的“集贤院御书印”墨印之上。
卷的前后隔水及拖尾尚有宋徽宗的“御书”葫芦印、“内府图书之印”。北宋内府的原装尚完好无损。南唐“集贤院御书印”、“内合同印”，即宋人所称的“金图书”。传世古书画上并用此两印者，独见此《上虞帖》，而南唐的“内合同印”，尤为其他古书画上所见。
1969年10月，该版《上虞帖》移交上海博物馆，但被定为赝品。直到1975年，经谢稚柳鉴定，又经上海博物馆科学实验室用软x光透拍，显现出南唐内府的收藏印“内合同印”朱印和“集贤院御书印”墨印，于是断定此《上虞帖》为唐摹本。此帖由装裱大师严桂荣先生修复，在修复时使用了“火烧法”古书画装裱与修复方式，使帖色深褐、纸本破碎、有18处损坏的唐摹本重现光彩。
据说上海博物馆是一座极具现代化的博物馆，先进的消防设施，先进的自动化文物图书与楼房的自动化管理。那么，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又有哪些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城市文化一起来了解下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吧。
雍正粉彩福寿橄榄瓶
撇口，长颈，溜肩，鼓腹，圈足。形似橄榄，故此又称“橄榄瓶”。此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产于雍正景德镇官窑，代表了整个清代粉彩的制作水平。粉彩也称“软彩”，是釉上彩的一个品种，摸起来有种粗糙感，看上去也呈现一种哑光的感觉，但图案更为立体。
王羲之《上虞帖》
王羲之《上虞帖》，又名《夜来腹痛帖》，草书，麻纸墨迹，纵23.5厘米，横26厘米，7行58字，收刻于《淳化阁帖》《澄清堂帖》《大观帖》等，著录于《宣和书谱》《东图玄览》《墨缘汇观》等，为《宣和书谱》所载《得书》三帖之一。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
越窑青釉海棠式碗
这是一件传世瓷器中造型独具一格的越窑青瓷碗。器形规整，丰满硕大，碗口如一朵盛开的海棠花。青中唐越窑海棠式大碗闪黄，润泽如玉，胎质细腻，釉色匀润。早在唐代，以浙江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烧造了许多专供帝王享用的贡瓷，这件海棠式碗即是其中的一件精品。
子仲姜盘
这是一件春秋早期用于盥洗的青铜器。它形体较大，整器风格质朴浑厚。盘壁的两侧子仲姜盘有一对宽厚的副耳高耸，其外侧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一条曲角形的龙，龙首耸出盘沿，作探视状；龙身躬背曲体似于跃入盘内水中。盘内底铸有浮雕的鱼、龟、蛙等水生动物，鱼为七条一周，龟、蛙为相间排列，此种饰法极具春秋早期的特色。
《鸭头丸帖》
《鸭头丸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在绢上的一件优秀草书作品，唐代摹本，共有两行15字，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据说上海博物馆是一座极具现代化的博物馆，先进的消防设施，先进的自动化文物图书与楼房的自动化管理。那么，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又有哪些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城市文化一起来了解下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之晋侯稣钟。
晋侯稣钟
晋侯稣编钟是一套打击乐器，全套共16枚，因随葬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第七代晋侯稣的墓中而得名。编钟的14件，由上海博物馆从境外收回入藏，其余两件在清理发掘晋侯墓地8号墓时出土。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谐和的编钟。
编钟有铭文355字，首尾相连刻凿在16件钟上，这种在铸造好的青铜器上刻凿铭文的方法，在西周十分罕见。铭文叙述了周王三十三年，周王亲征东国、南国的事迹。晋侯稣钟铭文记载的这场战争，史籍中无从查考，因此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此外，铭文中多种记时日历，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全套钟共十六件，可分为两组，每组八件。第一组为大钟，纹饰浅而细，第二组为中小型钟，纹饰深而阔。从造型上来讲，两组编钟也有细微的差异，研究者认为它们虽并非同时铸造，但音律却非常和谐。钟上铭文为利器刻凿而成，笔画转折处要分四五刀或是五六刀的接连刻凿，笔道才能连起来，刀痕至今非常明显。
更重要的是，经过除锈处理后，刻凿在这16枚钟上的文字竟然可以连读。355个字的铭文，完整地记录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兵随周王巡视东土、征讨叛乱部落，并立功受赏的事。而这是我国浩瀚的古代史籍所没有记载的，因此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
晋侯稣编钟的铭文，是现今第一次发现将近3000年前西周的器物所刻的铭文。编钟发现之后，专家们配置了不同硬度的青铜利器，在青铜上刻凿文字，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早在距今3000年的西周时期，山西人已经制造出了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工具在青铜器上刻字，晋侯稣编钟铭文，也成为改写中国冶金史的宝贵资料。
据说上海博物馆是一座极具现代化的博物馆，先进的消防设施，先进的自动化文物图书与楼房的自动化管理。那么，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又有哪些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城市文化一起来了解下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之高逸图。
孙位高逸图
画名“孙位高逸图”为宋徽宗赵佶所题，这幅图所描绘的是魏晋时期脍炙人口的竹林七贤的故事，该画作刻画了魏晋士大夫“高逸风度”的共性，又刻画出了他们的个性。现存《高逸图》为《竹林七贤图》残卷，图中只剩四贤。在长卷式的画面上，主体人物是四个封建士大夫分别坐于华丽的毡毯上，每人身旁都有一名小童侍候。
该图最右边的是山涛，身披宽襟大袍，上身袒露，双手抱漆，体态丰腴，倚着华丽的靠垫而坐，眼睛像是盯着正前方，眉宇间流露出矜持、傲慢的神色；第二个手执如意作舞的是王戎，眼睛也平视前方，一副自得其乐的表情；第三个捧杯纵酒的无疑是唯酒是务的刘伶，他蹙额回首，作欲吐状，小童则手持唾壶在身旁跪侍；第四位是手执尾尘的阮籍，他身着宽大的衣袍，似面带微笑，悠然而坐，旁边的小童端着杯几，俯首侍候。画中人物彼此之间以蕉石树木相隔，使气氛静穆安闲。在这幅残缺的《竹林七贤图》中尚缺嵇康、向秀、阮咸3人。
《高逸图》卷后有明朝司马通伯的题跋，图上钤有北宋内府“宣”“和”、“政”、“和”朱文连珠印记，“御书”、“政和”、“宣和”、“睿思东阁”、双龙朱文印记，并有清梁清标、清内府收藏印记。
说到这幅《高逸图》的创作时代背景，要回溯到唐朝安史之乱后，上层建筑频败、一蹶不振，再难发挥艺术的创造力，而宗教的迫害又妨碍了寺庙的建设。故文人们为逃避现实，又像当年的“竹林七贤”那样从酒、音乐、文学、宗教和哲学中寻求解脱，这些文人画家的作品，如孙位的这幅《高逸图》，都归为“逸品”之列。
据说上海博物馆是一座极具现代化的博物馆，先进的消防设施，先进的自动化文物图书与楼房的自动化管理。那么，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又有哪些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城市文化一起来了解下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之大克鼎。
大克鼎
大克鼎又称膳夫克鼎，西周晚期（孝王时期）一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的青铜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大克鼎通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造型宏伟古朴，鼎口有大型双立耳，口沿微敛，方唇宽沿，腹略鼓而垂，称敛口侈腹，是典型的周鼎器形之一。鼎足着地点比上端略宽大，重心略向外偏，是商代柱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之蹄足演化的重要例证，显得沉稳坚实。
大克鼎颈部饰有三组对称的变形饕餮纹，相接处有突出的棱脊，凡六出；腹部饰一条两方连续的大窃曲纹（即波曲纹），环绕全器一周，线条雄浑流畅。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主要记录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的内容。
大克鼎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文献，其格式、体例，以及铸刻方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青铜器的铭文是按照墨书原本先刻出模型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精湛，铭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此铭文字体规范，字迹优美，笔画圆润，结构和谐，是西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金文字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