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说明了两个朝代的人所喜爱的不同文学，在宋代继承父亲家业作词的人不少，但是能够像晏殊和晏几道一样，父子尽为人所熟知的却是不多的。本期江西文化一起来了解一下晏殊和晏几道。
晏殊（991～1055）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7岁应神童试，真宗召他与进士千余人同试廷中，他神气自若，援笔立成。赐同进士出身。从秘书省正字官至知制诰，进礼部侍郎。后因事出知宣州，改应天府。
又任礼部、刑部、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病卒于家，仁宗亲临祭奠。谥元献。《宋史》本传说：“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晏殊则是真正的“伯乐”。
他任职期间，发现和奖掖了不少精英。其中，有的后来居上，在当朝乃至后世，都远比晏殊更有影响：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等；有的份量稍轻，却也“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如梅尧臣、富弼、宋祁、韩琦、孔道辅、张先、柳永等等。
晏几道宋人笔记说他是晏殊的“暮子”。他自小即为贵介公子，又是名父之子，是当时认真写词的一大家，作为《花间》的嫡传，他的词胜过乃父。大概一经写出，即为汴梁的文士所传咏，如〔鹧鸪天〕“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连道学家程颐也“意亦赏之”（《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承认是好句。他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小令，这也是《花间》词的特色之一。
清代周济说：“晏氏父子，仍步温、韦，小晏精力尤胜。”冯煦说：“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子晋欲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诚为知言。”况周颐说：“小山词从《珠玉》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异。”夏敬观结合他的身世以论其词，较为深刻：“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丘，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
晏几道的词风浓挚深婉，工于言情，与其父齐名，世称“二晏”。但当时及后世作者都对他评价很高，认为造诣在殊之上。“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晏殊）、文忠（欧阳修）之右……措辞婉妙，一时独步。”（《白雨斋词话》）词风逼近其父。既有晏殊词风的清丽婉曲，语多浑成；又比晏殊词沉挚、悲凉。
特别是在言情词上，更优于其父。由于社会地位和人生遭遇的不同，词作的思想内容比晏殊词深刻得多。其中有不少同情歌妓舞女命运、歌颂她们美好心灵的篇章。也有关于个人情事的回忆和描写。通过个人遭遇的昨梦前尘，抒写人世的悲欢离合，笔调感伤，凄婉动人。在有些作品中，表现出不合世俗、傲视权贵的态度和性格。
陈寅恪是江西一位历史名人。是以为集一身技艺在身上，百年难见的人物。曾经任职任教与清华，西南联大，广西，燕京和中山大学等等。自己也会写一些书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到江西文化，了解更多关于陈寅恪的资料。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
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清宣统二年（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
民国七年（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民国十年（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着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3］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着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
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