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缕玉衣，是西汉时期的文物。那是用来陪葬的殓服。最早的时候是用古代缀玉的葬俗，到战国时期就开始流行用玉衣来做葬服，古时候的人们觉得这样可以防止尸体腐烂。那么本期广州文化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现收藏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丝缕玉衣吧！
长173厘米、肩宽44厘米。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殓服，共由2291块青玉片粘连缀接而成。外形与人体形状基本一样，分头套、上衣、袖筒、裤筒、手套和鞋六部分。为便于穿着，各部分分别制作。其中头套，手套和鞋的玉片均在片角钻孔，以丝线连缀；其余玉片用麻布衬里，每块玉片表面用窄丝带作交叉粘贴，然后再用宽丝带沿玉片的边缘作纵横粘连。由于整件玉片皆以丝带缀连，故称之为“丝缕玉衣”。发现的第一件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
玉衣又称“玉匣”，是汉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敛服。以玉衣作敛装的习俗在历史上曾经风行了三百余年。汉人迷信玉，以为玉衣可使尸体不腐。中国考古出土的完整玉衣有十几套，南越王的丝缕玉衣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玉衣。
南越王的丝缕玉衣，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做成。分为：头套、上身衣、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共十部分。玉片以长方形和方形为主，还有梯形、三角形、五边形等。
头套、手套和鞋子是用红色丝线穿缀边角钻孔、打磨光滑的玉片做成，里面以丝绢衬贴加固。玉衣躯干部分大多利用废旧玉器或边角玉料切成小玉片，贴在麻布衬里上，再用红色丝带在表面对角粘帖，十分规整鲜艳。
出土时，因南越王尸体和编缀玉衣的丝线已经腐朽，玉片散落在地，专家花了三年多时间修整复原，可以想见两千多年前制作玉衣更是如何的耗费人力和物力。
在玉衣的下面摆放有5块玉璧。璧的表面还留有丝带绕过璧孔的痕迹，说明5块璧原是用丝带系在一起的。玉衣的手套一端，是一对造型各异的龙形玉握。在考古学上，所谓握，就是以物放在死者手中，使之握。
中国历史上以玉衣作敛装的制度，可上溯到东周时代的“缀玉面罩”和缀玉片片的衣服。根据已知的考古材料，形制完备的玉衣出现在西汉文帝、景帝之际，皇帝和王侯等以玉衣作为敛服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盛行的。至东汉时期，玉衣已经明确分为金缕、银缕、铜缕3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曹魏黄初三年（222年），魏文帝（曹丕）为防盗墓，废除玉衣制度，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东汉以后的玉衣。
南越王赵昩的丝缕玉衣，当在入葬的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制作，要早于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金缕玉衣近10年左右。这件丝缕玉衣是我国迄今所发现年代较早的一套完整玉衣，又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新品种。其上衣采用对襟形式也是一大特色。丝缕玉衣部分玉片的外观与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出土的玉器类似，其应是南越国宫廷所特制。
据说上海博物馆是一座极具现代化的博物馆，先进的消防设施，先进的自动化文物图书与楼房的自动化管理。那么，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又有哪些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城市文化一起来了解下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之高逸图。
孙位高逸图
画名“孙位高逸图”为宋徽宗赵佶所题，这幅图所描绘的是魏晋时期脍炙人口的竹林七贤的故事，该画作刻画了魏晋士大夫“高逸风度”的共性，又刻画出了他们的个性。现存《高逸图》为《竹林七贤图》残卷，图中只剩四贤。在长卷式的画面上，主体人物是四个封建士大夫分别坐于华丽的毡毯上，每人身旁都有一名小童侍候。
该图最右边的是山涛，身披宽襟大袍，上身袒露，双手抱漆，体态丰腴，倚着华丽的靠垫而坐，眼睛像是盯着正前方，眉宇间流露出矜持、傲慢的神色；第二个手执如意作舞的是王戎，眼睛也平视前方，一副自得其乐的表情；第三个捧杯纵酒的无疑是唯酒是务的刘伶，他蹙额回首，作欲吐状，小童则手持唾壶在身旁跪侍；第四位是手执尾尘的阮籍，他身着宽大的衣袍，似面带微笑，悠然而坐，旁边的小童端着杯几，俯首侍候。画中人物彼此之间以蕉石树木相隔，使气氛静穆安闲。在这幅残缺的《竹林七贤图》中尚缺嵇康、向秀、阮咸3人。
《高逸图》卷后有明朝司马通伯的题跋，图上钤有北宋内府“宣”“和”、“政”、“和”朱文连珠印记，“御书”、“政和”、“宣和”、“睿思东阁”、双龙朱文印记，并有清梁清标、清内府收藏印记。
说到这幅《高逸图》的创作时代背景，要回溯到唐朝安史之乱后，上层建筑频败、一蹶不振，再难发挥艺术的创造力，而宗教的迫害又妨碍了寺庙的建设。故文人们为逃避现实，又像当年的“竹林七贤”那样从酒、音乐、文学、宗教和哲学中寻求解脱，这些文人画家的作品，如孙位的这幅《高逸图》，都归为“逸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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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粉彩福寿橄榄瓶
撇口，长颈，溜肩，鼓腹，圈足。形似橄榄，故此又称“橄榄瓶”。此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产于雍正景德镇官窑，代表了整个清代粉彩的制作水平。粉彩也称“软彩”，是釉上彩的一个品种，摸起来有种粗糙感，看上去也呈现一种哑光的感觉，但图案更为立体。
王羲之《上虞帖》
王羲之《上虞帖》，又名《夜来腹痛帖》，草书，麻纸墨迹，纵23.5厘米，横26厘米，7行58字，收刻于《淳化阁帖》《澄清堂帖》《大观帖》等，著录于《宣和书谱》《东图玄览》《墨缘汇观》等，为《宣和书谱》所载《得书》三帖之一。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
越窑青釉海棠式碗
这是一件传世瓷器中造型独具一格的越窑青瓷碗。器形规整，丰满硕大，碗口如一朵盛开的海棠花。青中唐越窑海棠式大碗闪黄，润泽如玉，胎质细腻，釉色匀润。早在唐代，以浙江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烧造了许多专供帝王享用的贡瓷，这件海棠式碗即是其中的一件精品。
子仲姜盘
这是一件春秋早期用于盥洗的青铜器。它形体较大，整器风格质朴浑厚。盘壁的两侧子仲姜盘有一对宽厚的副耳高耸，其外侧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一条曲角形的龙，龙首耸出盘沿，作探视状；龙身躬背曲体似于跃入盘内水中。盘内底铸有浮雕的鱼、龟、蛙等水生动物，鱼为七条一周，龟、蛙为相间排列，此种饰法极具春秋早期的特色。
《鸭头丸帖》
《鸭头丸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在绢上的一件优秀草书作品，唐代摹本，共有两行15字，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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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稣钟
晋侯稣编钟是一套打击乐器，全套共16枚，因随葬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第七代晋侯稣的墓中而得名。编钟的14件，由上海博物馆从境外收回入藏，其余两件在清理发掘晋侯墓地8号墓时出土。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谐和的编钟。
编钟有铭文355字，首尾相连刻凿在16件钟上，这种在铸造好的青铜器上刻凿铭文的方法，在西周十分罕见。铭文叙述了周王三十三年，周王亲征东国、南国的事迹。晋侯稣钟铭文记载的这场战争，史籍中无从查考，因此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此外，铭文中多种记时日历，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全套钟共十六件，可分为两组，每组八件。第一组为大钟，纹饰浅而细，第二组为中小型钟，纹饰深而阔。从造型上来讲，两组编钟也有细微的差异，研究者认为它们虽并非同时铸造，但音律却非常和谐。钟上铭文为利器刻凿而成，笔画转折处要分四五刀或是五六刀的接连刻凿，笔道才能连起来，刀痕至今非常明显。
更重要的是，经过除锈处理后，刻凿在这16枚钟上的文字竟然可以连读。355个字的铭文，完整地记录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兵随周王巡视东土、征讨叛乱部落，并立功受赏的事。而这是我国浩瀚的古代史籍所没有记载的，因此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
晋侯稣编钟的铭文，是现今第一次发现将近3000年前西周的器物所刻的铭文。编钟发现之后，专家们配置了不同硬度的青铜利器，在青铜上刻凿文字，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早在距今3000年的西周时期，山西人已经制造出了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工具在青铜器上刻字，晋侯稣编钟铭文，也成为改写中国冶金史的宝贵资料。
据说上海博物馆是一座极具现代化的博物馆，先进的消防设施，先进的自动化文物图书与楼房的自动化管理。那么，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又有哪些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城市文化一起来了解下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之大克鼎。
大克鼎
大克鼎又称膳夫克鼎，西周晚期（孝王时期）一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的青铜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大克鼎通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造型宏伟古朴，鼎口有大型双立耳，口沿微敛，方唇宽沿，腹略鼓而垂，称敛口侈腹，是典型的周鼎器形之一。鼎足着地点比上端略宽大，重心略向外偏，是商代柱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之蹄足演化的重要例证，显得沉稳坚实。
大克鼎颈部饰有三组对称的变形饕餮纹，相接处有突出的棱脊，凡六出；腹部饰一条两方连续的大窃曲纹（即波曲纹），环绕全器一周，线条雄浑流畅。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主要记录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的内容。
大克鼎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文献，其格式、体例，以及铸刻方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青铜器的铭文是按照墨书原本先刻出模型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精湛，铭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此铭文字体规范，字迹优美，笔画圆润，结构和谐，是西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金文字体之一。